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裂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产生，实现了文明社会法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对法的现象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国家权力和法的现象对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

应当看到，法律调整具有特殊的规范性，这集中体现在法律规范是通过赋予社会关系参加者权利并使他们履行相应义务的方式来调整社会关系的。而作为制度的上层建筑的法治现象，乃是掌握国家政权的、行使公共权力的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总体意志的必然表现，通常由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政治设施和法律设施等构成。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亦即表现为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基于对人类社会法治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把握，提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法治模式，亦即：第一，以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法治演进模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确证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从根本上决定着法的现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体论这一新哲学世界观的根本观点，舍此，便不能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从这个角度来说，程序在政治决定过程中，可以分解为民意吸收程序、民意转换程序、民意反馈程序，分别对应的是决定准备程序、决定作出程序和决定监督程序。

这种独特性根源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近代以来国家建构所面临的问题。这意味着，立法之外的其他国家机构都由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在产生、负责和监督方面，体现了民主性。正是这种具有超越性的人民民主的观念和要求，使得中国宪法中的民主建构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并发展成为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作为一种理念，全方面地渗入到代议民主的整个环节之中，并构造出对代议民主的纠偏机制。

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方面，中国发展出了自身独特的民主道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结构是一种制度化的代议制结构，通过选举等制度化的方式，将人民与国家权力的行使联系到一起。

宪法基础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虹桥街道同正在参加立法意见征询的社区居民代表交流，第一次明确提出全过程民主。所谓选择或者抉择，即在不具有可选择性的诸多可能性当中决定其中之一种。这个阶段在规范层面可以称之为是制宪权阶段。人民/敌人的二元图式依据阶级标准得以划分，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决定性的准入标准和资源分配标准。

他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此外，在人员产生方面，我国国家机构在人事方面的民主正当性，也呈现出与政党竞争模式下的截然不同。（3）事务和内容上的民主正当性：体现为立法拘束性与民主责任性。与中国传统具有承继性的社会主义观念，在中国近代影响至深。

通过人民民主，则可以对代议制民主进行补强。这就需要对民主的代议制进行适度的纠正。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政治系统中政与治这两个内部子系统的结构耦合，通过代表性可以将民众意见传递到政治系统，并以立法等形式转换为国家意志。现实层面，就需要将人民与代表区分开来，通过代表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换言之，代议制民主（主要表现形式为立法）也存在着犯错的可能，或者其决定无法与时俱进，需要对此予以纠正。其次，民主的同一性反而会致使民主当中所蕴含的多元主义价值流失。只有在各种可能性各有利弊，难以权衡和选择时，才存在抉择。进入专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 民主集中制 二元民主结构 宪法基础 。近代中国围绕民所展开的革命或者制度革新，并非完全继受西方的产物，而是蕴含了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在内。监察委的设立，使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纪检监察的方式，对一切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监察监督的本质在于将群众监督、政党监督和国家监督深度整合到一起。

在今天社会，程序的目的在于有助于作出决定。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专属立法权，能够充分体现立法中的民主性。

原因在于，在政治系统当中，需要时刻作出集体约束力的决定。在政治决定作出之后，又可以设置相应的监督机制，通过相应程序对决定者以及决定本身进行监督。

在现实层面，就民主的实现来说，这种同一化的、直接民主的观念却饱受批判。民是近代中国制度改革的核心。

全过程人民民主即为这三者的统合。这种民主观念预设多数决能够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呈现，即现实层面，所有人都能够毫无障碍地被涵括到政治参与当中，不会有人因为财产等问题被设置各种壁垒，政治参与权总是能够得到良好的保障，少数人的价值和诉求总是能够有机会获得多数的支持，等等。[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7日，第1版。嵌入到议行双层结构中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在中国具有政治和法律的双重功能，承担理顺议行关系的任务。

从多样性保持这个角度，就可得出自由和平等之于民主所具有的基础性价值。与之相应，人民的范围得到最大限度地的扩展。

这种实质化的社会主义民主观体现于民主的各个环节。比如对于公民言论自由、选举权、批评建议权等政治参与权的保障，对于人民民主的实现而言，均至关重要。

[25]多元主义当中蕴含了个体自由以及个体之间平等的价值和理念。作为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的民主观念相比较，具有开创性。

由此可见，对于国家权力行使的事后审查，与事先的民主联系机制一样，同样重要。通过上述方式，二元代表结构使民与政、治这两个领域都紧密地、尽管是以间接的方式结合到一起，而不至于使其脱离群众。一方面，民主要实现对复杂性的开放。[12]（5）对特殊群体的特殊对待。

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行使与国家权力的配置结构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中国，国家权力的配置形成了议行双层的配置结构，其目的在于实现民主集中制的目标，而背后的原理则是政治系统内部为应对复杂性而形成的民－政－治的内在分化。合宪性审查制度所体现的不是一种以多数决原则为基础的代议民主理念，而是体现了以共识为基础的商谈民主理念，并在更高意义上，融入到人民民主的过程当中，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环。

但无论程序机制如何设置，代议制基础上的国家权力的行使，既不能完全体现理论化的公意，也不能保证其决定被所有人都接受，尤其那些无法在政治过程中反映其意志的少数群体。（2）实质民主：实质性地保障民众的广泛参与性。

[19]M. Jestaedt/O. Lepsius, Der Rechts- und Demokratietheoretiker Hans Kelsen-Eine Einfiihrung, in: H. Kelsen, Verteidigung der Demokratie. Abhandlungen zur Demokratietheorie, Mohr Siebeck, Tubingen 2006, S. XXIII. [20]凯尔森的价值相对主义是认识论上的，而非彻底否定价值或者道德的存在，因而并非价值虚无主义者，vgl.,ebd.,S. XVI. [21]H. Kelsen, Vom Wesen und Wert der Demokratie(2. Aufl. 1929), in: H. Kelsen, Verteidigung der Demokratie. Abhandlungen zur Demokratietheorie, Mohr Siebeck, Tubingen 2006, S. 164 [22]关于代表与代理的区分，参见刘刚：《政治代表概念的源流——兼论我国宪法的代表结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122-132页。这意味着，所有国家权力都来自人民，并由人民以选举和投票并通过特定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来行使。